也就是说，公意恰恰蕴含了卢梭对社会本身之性质的深刻洞察。
在处理国家法与农村习惯法两者关系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国家法制统一。按照我们这里禁山护林的习惯，每年由村民一起确定封山的具体日期，每逢此日，各户村民一起出资买一头猪，宰杀后大家一起分吃猪肉。
（3）与国家法相比，农村习惯法以其生动、具体的独特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弥补了国家法宏观、抽象下的一些空白。农村习惯法基本以家庭、家族乃至村寨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个人很少能成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而独立拥有财产、自由支配财产。国家法律则不是为特别保护个别人的利益而制定，也不是为特别约束个别人的行为而设立，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傣族地区习惯法有驱逐琵琶鬼的内容，被指控放鬼者往往被抄家，逐出村寨，甚至被伤害致死。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枫下村于2006年6月制定了环保公约，对本村出现的有损村容和环境保护的不文明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如养鸡户拉出的粪便，只许拉往田间地头，不准在村中街边、河边堆放，确需在村中堆放的应一律建起粪池，并要在上面加盖。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习惯法规定的早婚、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抢婚制、公房制，可能触犯国家制定法规定的强奸罪、奸淫幼女罪、重婚罪等。2005年该组经村民小组讨论，确定分红方案为按常住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其根本思想，乃是由于个人主义者的观念为中心立法。
另一方面，法治或宪政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应该发展出中国版本，应该实现法治普世价值与中国民族伦理特色的完美结合。[19]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936年初版序。礼教不可废，则新刑律必不可尽行[22]……，等等，我们一直视为封建腐朽势力的哀鸣，从不正视这些言论背后所代表的关于法律与国俗民情深层关系的考虑，从不正视他们所代表的历史法学性质的反省。载《大清法规大全》（外交部），第一册，上海法政学社，宣统年间印行，台湾考正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19页。
（一）从宏观角度看，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反省。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行政法，包括一切以提升人民道德水准、精神状态和知识程度为目的的国家行政制度。
第三，以上述研究成果为镜鉴，反省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在每一部门法领域的利弊得失，亦即反省中国现行具体部门法制度（包括非常具体的制度）的利弊得失，总结其明显失误，进而说清其失误之根本缘由。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非中国化改造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从清末修律到民国六法体系形成，前后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法制体系就基本上与欧陆无异了，高度地大陆法系化了。
如参与1933年《中华民国民法典》起草的法学家吴经熊、傅秉常二人就曾为这样的抄袭而自鸣得意。（5）中国传统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苏式革命价值之间的严重冲突与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失误或教训的系列反省。它们能够在一代代妙手回春的医师面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土地法、水利法、能源法、森林法、海洋法等等。这一方面的反省，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 （1）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法制）中是否包含了这些普世价值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与这些普世价值有否内在冲突？ （2）如果认定传统文化或法制包含了某些普世价值或与普世价值没有内在冲突，那么其包含或一致的程度或范围如何？进而应如何通过光大或弘扬那些传统来承载普世价值？ （3）如果认定传统文化或法制中不包含这些普世价值或与普世价值有内在冲突，那么其冲突的程度或范围如何？在未来中国法制建设中应如何克服这些冲突？ 2、当代中国文本法制（显性法制）与中国传统价值（法制）、西方普世价值（法制）、苏式革命价值（法制）之间内在关系的进一步反省。
在对移植法制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后,我们必须提出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治)本土化或中国化方案。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有很多良善法制，如以国家荣誉身份名号奖募救灾济贫、鼓励宗教机构参与灾害救济、鼓励以工代赈的救灾、设惠民药局和养济坊、国家敬老养老制度、残疾人养济制度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反省的参照，作为我们未来建设中国式福利法制之借鉴。
中国传统的刑法就是律，就是正名定罪之刑律，是为设范立制的令、式、则例（即中国式行政法）做后盾或作保障之法。清末民国时，人们模仿日本词汇，概称欧美为泰西，称其文化为泰西文化（明），称其民族为泰西民族，称其历史为泰西史，实际体现了崇仰之心态。文本法制（显性法制）与现实法制（隐性法制）之间存在着显著抵牾。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三（或第四）文明古国，我们民族竟然经历了两次彻底清盘（格式化）、完全推到重来式的法制改革，这是全世界罕见的，的确令人瞠目结舌。诉讼法是一个从西方传入的法律部门概念。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制，主要笼罩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法制体系、实行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革命指导思想下。
[32]参见何勤华《历史法学派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2期。进入每个法律部门后，又可以从其中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分别入手进行反省。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试问伦常道德那里有安身之处？[25]法律史学者展恒举先生也指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立法院，制颁民刑法典，固为我国法制史上展开光辉灿烂一页。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行政法。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已经有了一个民族的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它自己的特征一样。
从那以后，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在宪法和基本政制上坚持苏维埃体制，在各部门法制上兼采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之长的法律制度体系。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救亡图存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无法苛求前人。1、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法制之内在关系的进一步反省。我们应该与部门法的学者们携手合力推动这项伟大的反省和建设工程。
人们一般不认为它们是长道，不认为是根本价值的先进。明确权责以循名责实、以法导民使民知所避就才是主要宗旨。
中国深欲整顿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4]，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悉采用普遍之制[5]实际上不仅仅是清末修律的追求，也是后来民国制定民刑法典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法律史学人的责任，这是历史法学性质的责任。
这就是法制中国化或法治中国化工程。直到与德文原意无差分毫，始成定草。
祖先留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沉疴或累赘。过去160年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只要是与人民作为国家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共同体之成员的福利待遇（包括国家直接给予个人的福利以及国家保障个人从社会组织获得的福利）有关的法制，就属于这一法律部门。进而具体反省当代中国宪法中的各种具体制度、权利义务、基本国策与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
从清末修律（1907年起）至1949年南京政府垮台，是为第二阶段。从1930年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开始，直至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以苏联法制为摹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红色中国的法律体系。
基于这样的理解，近年来我一直主张用历史法学的眼光阐释中国传统法制并重新考虑新的中国法制建设方案。谁都不能不承认，在显性法制背后，我们实实在在有一整套隐性法制。
这一目标，亟待有识之士整合力量投入一个系统的有计划的反省和建设工程。这样做才有可能回答朱苏力教授的那个著名质问——什么是你的贡献？毫无疑问，法律史学者肩负着用类似于历史法学的眼光重述和弘扬中华法律传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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